[历史资料] 抗战时期上海的社团组织

千狈

抗战研究
抗战时期上海的社团组织以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广泛动员各阶层民众开展各种形式的
反侵略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深入研究上海社团组织在抗战中的作用，有助于发挥历史资源的利用，资政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上海社团组织；抗日战争；反侵略斗争
● 顾云湘
抗战时期上海的社团组织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亡国危机日益深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上海人民认识到个人的抗争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团结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才能显示威力。因此，上海人民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的社会团体，原有的一些社团组织也积极投入抗战的洪流。这些社团组织均以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并以出色的表现，走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反对内战，保障民权，推动了团结抗战的政治环境的形成。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各界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建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纷纷发出要求抗日和保障民权的呼声。上海的学生率先成立了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并组织了三次赴京请愿活动，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反对内战，要求政府对日作战，收复失地。1932年8月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坚决要求无条件地废止一切内战，由此掀起的“废战运动”直接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12月29日，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宣告成立，该同盟以唤起民众开展保障民权的斗争，动员一切力量抗日救国。一二・九运动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掀高潮。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团结抗日成为上
海社会团体的主要目标。文化界救国会在其救国运动宣言中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等主张；妇女界救国会呼吁“打破妇女只会在家庭里烧饭抱孩子的反动理论”，要求男女平等，共同负起救国的重任；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并尖锐地指出，目前全国的政权仍在“极少数人手中，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被剥夺得干净无余”，强烈要求中央政府停止一切对民众的压迫，“给予人民真正参加政治的机会”[1]。面临民族危难，上海社会团体表现出极大的政治主动性和参与性，营造了团结抗战、共同御侮的社会政治环境。
（二）联合各界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发挥先导和示范作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这段时期，中共一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但还没有形成结果。上海各界纷纷率先携手团结形成统一战线，掀起了救亡团体建立的两次高潮。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爱国情绪高涨，纷纷建立团体组织，以示抗战立场。据《申报》统计，到1931年底，即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3个多月里，上海的地区性、行业性的各种抗日救国团体有63个，还有许多大中学校、工厂、公司以单位形式建立起基层抗日救国团体。这些社团组织，为下一轮救亡团体组建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学生和各界民众再一次起来声援，组织了学生界、妇女界、文化界、 教育界、职业界和工人等救国会以及国难教育社、上海著作者协会等团体，并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协调机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成立救国会组织的热潮，迅速向全国蔓延，北平、天津、南京、济南、青岛、武汉、西安等地也相继设立救国会，表达一致抗日的共同要求。1936年5月31日，来自18个省市的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从此，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和更明确的方针。上海社会团体为全国树立榜样，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先导作用。
（三）加强对外宣传，扩大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抗战时期上海各类救亡团体波澜壮阔的抗日活动及其表现出的不畏艰险、团结一致的爱国精神，受到外国新闻人士的关注。他们通过在上海的新闻机构，如《密勒士评论报》、《大美晚报》、《字林西报》等报刊，以及在上海设立的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媒体，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爱国抗战。上海社团组织也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宣传，以获得世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发挥传媒优势，假座沙逊大厦华懋饭店招待各国驻沪记者，盼能“主持公道，详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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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
下设团体国际宣传委员会拟出《告国际友人书》，并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各国文字及世界语，寄往各国报刊杂志发表，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国记者及时通报情况；组织上海各报刊进步记者前往全国各地采访，将所获抗战信息译成外文稿分发给外国记者，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抗战的真相；组织爱国人士在国际广播台举办抗日讲座等。八一三以后，设在上海的中国世界语协会把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的抗战作为自身职责，建成了一支专门在国际上宣传中国抗战的队伍。通过这些社团组织广泛的国际宣传，扩大抗战的国际影响，使世界人民得以认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认识到中国抗战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目的就是掠夺资源，占领中国市场。九一八后，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成为上海社团组织抗日救亡的一项重要举措。上海市商会召开会员大会，发出了彻底对日经济绝交的通告，通告指出：“急宜彻底对日永远经济绝交，如再有对日私行买卖者，一经查明，即由人民严行制裁在案。”[3]上海市抗日救国委员会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强烈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各本天良，誓死不用日货”[4]。工商界各行业团体都行动起来，投入到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国货工厂联合会作出决定，绝对与日本经济绝交，各工厂全部解除日本技师，另聘中国技师任职。各同业公会坚持对日经济绝交立场，拒用日货原料，自筹资金设立原料工厂：如国货橡胶制造业同业公会发动所属会员厂筹款自建橡胶原料化工厂；针织业同业公会创办线厂，专为同业提供棉线原料。电机丝绸厂同业公会和上海绸业银行以及绸缎业同业公会发起组织“中华国产绸缎展览会”，提倡国货以抵制日货。工商界对日经济绝交的举措，与上海日商码头、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工人罢工斗争以及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领导下的市民抵制日货行动一起，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侵略利益，其结果直接导致了至1931年底上海80%以上的日资工厂关闭；[5]1930年，上海每月进口货物总值的29%是日本商品，而到1931年底，日货只占3%；日货销路锐减，货物严重积压，到1932年9月止，日货囤积的总值就达5000 万两。[6]
（二）发动物资支援，为上海抗战提供物质保障。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民众反日会立即组织义勇军组织，深入战区运输枪支弹药和食物等军需品。各业工人也迅速行动起来，如由上海电话公司失业工人成立的电汽科学协会，借了3辆卡车，专门给十九路军运送粮食，修理和架设电话，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当十九路军请求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调拨手榴弹遭拒绝后，上海总工会立即动员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使用；2月初，日军以飞机和舰艇轮番轰击吴淞要塞，十九路军防线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工人及时送来五六百块大钢板，使部队加固了防空掩蔽体，减少了守军的伤亡；1931年1月31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从2月2日至2月24日,地方维持会共送到前线7010石军米。[7]该会还积极与十九路军联络,了解军需, 并通过《申报》等各种途径发动社会各界捐助。《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所需者即运货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几乎完全捐空,齐向军中输送”。[8]《申报》登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的消息后, 5天内市民就捐助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送往前线。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还募集了大量钱款，自2月17日起至12月6日止,共收到救国捐计银九十三万一千六百十八圆五角六分,[9]这些钱款对于停发军饷达8个月之久的十九路军来说,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支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各界社会团体又一次以极高的热情，支援前线，有力地支持了三个月的抵抗战争。各行各业救亡组织在本系统内开展募捐活动，筹集到大量物资和款项，支援前线。在职业界，如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募得款项约7万元；上海银钱业同人战时服务团筹得军鞋麻袋、罐头食品等共2000多件，筹集并动员职工家属缝制棉背心2200多件，以及棉手套1000副，急救包1000份等送往前线。棉布业同业公会在行业中募集物资，制成了13万件棉背心，将10万件送往前线，还将大量慰劳品送往前线。上海的妇女组织在抗战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发动了各阶层妇女约40万人，缝制了20万件棉背心和棉手套、制作了70万只装有食品、药物和日用品的慰问袋送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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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工厂内迁，保存民族工业，从经济上支持中国持久抗战。上海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集聚之地。在全面抗战爆发之时，为了保存民族工业的实力，避免遭受战火的摧毁，国货工厂联合会、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等团体组织首先开始考虑民族工业内迁问题。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所属的300余家工厂、10万余名员工还上书国民政府, 一方面要求政府迅速组织工厂内迁, 另一方面表示“誓为我政府长期抗战作后盾, 以争取最后胜利”。[10]在工商界组织的积极推动下，上海民营厂商陆续迁往内地，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迁出的民营工厂共148家，内迁机器设备12400多吨，随迁技术工人2100多人，多数迁往大后方西南地区。[11]数百家民营工厂内迁,带动了西南地区的工业发展，支撑了战时经济。抗战期间,仅上海民营内迁厂中的新民、合作、大中三厂生产的军火就占了后方民营工厂军火产量的二分之一左右，[12]为作战军需物资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总之，抗战期间在工商界社团积极推动下进行的大规模工厂内迁, 对中国西南部民族工业的崛起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而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一）进行舆论宣传和鼓动，为全国展示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样本。抗战时期上海各界社团的抗日宣传和鼓动以文化界最为活跃。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文化界500多人集会宣告成立上海文化
界救亡协会，发表《告市民书》，告诫上海人民：“我们唯一的生路便只有抗战。我们需要的是全面的全民的抗战。我们需要的是持久的抗战”；“我们再没有什么害怕，也再用不着什么幻想了。我们应该仔细想到的，只是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如何贡献出我们所有的力量来支持这次战争，帮助这次战争，以达到完全胜利的前途”；主张“我们应该马上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民族壁垒”。[13]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辞，极大地振奋了上海人民的抗战情绪，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上海国民歌咏救亡协会、漫画家救亡协会、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教育界战时服务团、大众科学社战时服务团等等团体和服务团的纷纷成立，一时间构成了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热潮的雄壮一幕。他们采用丰富多样的大众化文艺宣传形式，如通俗文学、街头剧、歌咏队、演剧队、壁画墙报、广播演讲等等，既灵活又浅显易懂，实现了文化与普通民众的融合，受到群众的欢迎。后来一些地方文化人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主张，与上海提供的经验不无关系。他们演出的内容又极具战时特点，均为直接反映抗战的，如演剧队《同心合力打东洋》、《为自由和平而战》、漫画队创作出的《全民抗战的巨浪》、《收复失地》、歌咏队的《义勇军进行曲》、《保卫中华民族》、《保卫卢沟桥》、《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具有浓厚的宣传鼓动性，极大地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抗战热情。而像救亡演剧队、战地服务队等文化团体的宣传活动，其范围更是深入到内地乡村、城镇以及抗战前线等进行，将影响扩展到全国。每到一地演出与宣传,都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进步演剧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感情。活跃在上海文化战线上的除了专业的文化团体外，其它社会团体也组成了业余的文化组织，积极参与宣传活动，营造了广泛的文化氛围。如由上海剧社、银联、保联、海关、邮局、复旦、沪江、暨南等职界和教育界的几个实力雄厚的业余剧团组成的上海业余戏剧交谊社，于1939年7月间参加了支援新四军和救济难民的连续11天的慈善公演，演出了《花溅泪》、《日出之前》、《缓期还债》、《醉生梦死》等剧目，这次义演是孤岛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戏剧活
动，在宣传爱国主义和号召人民团结御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化宣传的大众性、多样性、战时性和深入性，均为全国创造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