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

千狈

历史背景
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将两名日僧殴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19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
20日，又煽动千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
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
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
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第19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13时45分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第19路军防务。日方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便于当晚突袭闸北。
日本称一·二八事变为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在1932年中国上海发生，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军事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方面声称将采取自卫手段保护日侨利益。1932年1月18日下午四时，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外被殴打，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方指为工厂纠察队所为，1月20日，50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回到租界后又砍死砍伤三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1932年1月2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增兵。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京沪卫戍司令为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但国民政府会议后则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中国背景
淞沪抗战前，上海的守军是第十九路军，由于十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部队供给远远不足。战役开始前，中央政府共拖欠十九路军8个月600余万的军饷。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十九路军几乎没有棉衣，将士身着单衣，短裤露膝，在冰天雪地里作战。不仅衣着没有，而且武器装备也不足，尤其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手榴弹供应不上，中央政府更是始终不予以回应，只好发动上海民众赶制土制手榴弹。同时十九路军的炮火力量也比日军低了数个档次，导致日军轰炸肆无忌惮。
战争开始后南京中央政府屡次发电，要求十九路军不得抵抗，撤到二线阵地。虽然十九军开始没有后退并且取得了一定战役成果，但是在陈铭枢的电报下，蒋光鼐和蔡廷锴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所有将士都不相信这道命令，认为是通信员误传，甚至认为通信员是奸细，不断将通信员扭送军部或者求证命令的真实性。得知真的停止进攻后，不少将士嚎啕大哭，有的人抱起步枪冲向了日军阵地，随着几声枪响，倒在血泊中。
这是淞沪抗战中最大的遗憾。战争初期国军兵力甚多于日军，日军战争目的只是转移国际视线。如果国军按照计划发动进攻，结合19军、5军的战绩，战争过程即使惨烈但完全可以取得更大胜利。可惜国军内部意见不统一，大军进退犹豫不决，过分期望国际调节，以致错失好局。
张治中坐不住了，多次向蒋介石请命增援。宋希濂旅已经全旅整装待发。但是中央政府还是不允许。宋旅将士纷纷垂泪。宋希濂压不住，带全旅连级及以上军官，塞满了一卡车面见何应钦。其中一位黄埔毕业的连长连连质问何应钦，最终何应钦哑口无言，将宋希濂等人打发回去。
迫于各界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派出了张治中率领蒋介石嫡系部队第5军驰援上海。
上海战况于日军不利,日本内阁又调陆军第9师参战,改由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统一指挥。同日，中国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19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撤退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20日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19路军与第5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争夺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
战争经过
中国方面
事变之初，驻上海日军有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及武装日侨40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另有海军舰只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
1932年1月27日夜，日军步兵在浪人的掩护下前进，遭到中方警察例行询问，当浪人辩解时，其后的步兵突然开枪。4名警察迅速进入掩体还击，淞沪抗战正式爆发。盐泽幸一扬言三天占领上海。
1932年1月28日午夜，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上海军民义愤填膺，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60、第61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78师2个旅驻守上海，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防守市区的第156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16团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29日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达成停火协议，缓兵待援。上海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
2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威胁中国政府，诬指上海事件是中国排日运动引起的。南京政府于30日仓促迁往洛阳。至2月2日，日军从国内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援沪。蒋光鼐急调第60、第61师参战。3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再向闸北进攻，被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3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援沪，由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指挥。7日,野村改变攻击点，以久留米旅进攻吴淞，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突破。第19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蕰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61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蕰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日本方面
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1932年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11、第14师的增援,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左侧浏河地区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指挥第9师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2日日军攻占上海，3日战事结束。
是役，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政府当局妥协退让，不继派援兵，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翼侧突破而被迫撤退。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经谈判，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不久，国民党政府将英勇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后来发生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
1932年1月29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均被炸毁。闸北多处燃烧。但日本陆战队夺占北站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1932年1月31日，日本援军抵达上海，有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
1932年2月1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往洛阳，表示决不屈服（年底才迁回南京）。
1932年2月初，1万多日军多次进攻吴淞，均被击退。2月13日，日军劲旅久留米混成旅团千余人，在蕰藻浜曹家桥偷渡成功后，在永安纱厂门前被中国重兵包围，又有60名敢死队员实施自杀攻击，1600日军全军覆没。日军遭受重创，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遂破产。之后战事扩大，日军四易主帅，指挥官由海军少将改由海军中将任，最后以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担任；数度增兵后日方最后投入兵力超过三个师团七万人；并兼以海空军、战车助战。
中国方面，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复出主理军事，以中央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税警团、教导团为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于1932年2月16日加入上海作战；之后蒋再调正在江西围剿共军的第十八军陈诚部入浙。
中国军队在国民支持下，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1932年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全面从前线后撤。1932年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1932年5月5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中国军队暂留现驻地（沪宁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

千狈

听听老上海民族资本家讲抗战历史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了﹐我在此将我祖父章荣初回忆录中抗战时期的记叙整理编撰﹐为那个时代作一个见证。
在我祖父创业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国饱受列强尤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难岁月﹐他在1963年留下的十五万字回忆录《我在旧社会的三十五年》(手稿未出版)中﹐有相当篇幅写到抗战时期的挣扎和期望。
国难当头 同仇敌忾
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血战淞沪﹐上海沸腾了﹐各界积极支持前线﹐申报董事长史量才和“上海皇帝”杜月笙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任会长﹐杜月笙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为副会长﹐组织战地服务团﹑难民收容所﹑临时医药所。
这年三月﹐章荣初由身为杜名誉秘书的黄炎培推荐﹐拜杜月笙为师﹐加入杜月笙自任理事长的“恒社”,1934年成为“恒社”九名常务理事之一。
章荣初出钱出力﹐除了积极参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支前活动﹐更是湖州籍同乡会“湖社”的中坚份子。“湖社”是1924由湖州籍人士戴季陶、陈果夫、潘公展、杨谱笙组织的同乡会﹐抗战爆发，湖社是上海最早投入救亡工作的社团。湖社出版的《湖州月刊》，宣传抗日，九一八之前，就发表了《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的政策》《日本侵略中国大事年表》《告社员同乡书》等，呼吁民众觉醒抗日。章荣初和戴季陶、潘公展、陈果夫、陈立夫、钱新之、蔡声白、汤济沧等十人担任《湖州月刊》编委。（方福祥“上海湖社的抗日救国活动”《上海师范大学学刊》）
章荣初把自己强烈的爱国情感﹐发扬在企业文化中。1932年上海印染厂的产品样本﹐封面突出四个鲜红大字“国货之光”。下面三份之二版面，是一幅画成桑叶的中国地图，地图上朝鲜和东北的位置，有一条蚕虫正在啃食蠕进，一角写着“蚕食中国，痛心”。
1937年8月13日﹐国军87师﹑88师和36师向日军发起进攻﹐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场重要战役“淞沪会战”。当日﹐章荣初正在家乡菱湖参加三弟章荣珊的婚礼﹐听到消息﹐星夜赶回上海。8月14日﹐章荣初冒着炮火﹐只身赶到位于杨树浦的上海纺织印染厂﹐给一千五百多任务人发遣散费﹐让工人尽早逃难﹐四散而去 (见本刊2012年第八期所刊作者另文)。
章荣初带领全家几十口人﹐和几家从上海来避难到菱湖的朋友﹐共百余人﹐在浙北山区辗转躲避战火一个多月﹐一路上受尽土匪强盗和地方恶霸的敲诈勒索。11月11日，上海守军最后撤出南市，华界全部沦陷﹐因当时日本尚未和欧美宣战﹐不能进入租界﹐租界成为一片焦土战区中的“孤岛”。
章荣初的上海纺织印染厂在杨树浦华德路(今长阳路荣丰花园)﹐他在《我在旧社会的三十五年》记叙﹕
“八一三”之后﹐整个厂全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仓库里所有原料和成品被这些强盗一把火烧了﹐此后好几年得不到消息。
当时每想到上海印染厂自1928年创办以来﹐两次被英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所打垮﹐这次又被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所占领﹐半生心血付诸东流﹐真是义愤填膺﹐忧心如焚﹐内心的痛苦无法形容。
孤岛时期 如履薄冰
章荣初的纺织印染厂已被日军占领﹐幸亏在“八一三”前夕﹐章荣初刚买下一万五千纱锭的纺织机器﹐放在汇山码头仓库﹐还来不及运输﹐战争就爆发了。战事稍息﹐章荣初就设法把这批机器运到租界﹐1938年着手组建荣丰纱厂﹐这是他事业的颠峰﹐他和总经理韩志明约法三章﹐承诺绝不干涉经营管理和人事聘用﹐工厂在韩志明管理下发展得很好。
有一日厂长来告诉章荣初﹐厂里有个秘密抗日组织﹐负责人是一个叫余纪一的工人﹐这两天要带几个人离厂参加新四军﹐韩总经理犹豫不决﹐厂长请章荣初把此事报告日本巡捕房﹐他说﹕“等日本人查到﹐我们就完了。”章荣初对厂长说﹕“如果我去报告日本人﹐那我就是汉奸﹐你张只眼闭只眼﹐随他们去你不要管﹐有事我承当。”
过了几天﹐果然有几个工人辞工走了。但余纪一(1911-2012)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1931年在上海参加中共，经常来往于上海和家乡皖南﹐在上海期间，以荣丰纱厂工人为掩护，1939年6月他奉命离开上海﹐去淮南根据地任新四军第二师联络部长。解放后组建浙江省委统战部，历任浙江省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等职。文革后复职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
1939年﹐汪精卫逃离重庆到上海﹐成立国民党伪中央。当时章荣初的家在离“汪公馆”不远的愚园路1352弄联安坊﹐他的企业中央印染厂就在马路对面的1341号。
1939年我住在愚园路联安坊﹐九﹑十月间某一天早晨﹐忽然有一个穿普通西装的日本人到我家里来找我。他说﹕“我是极司非而路宪兵队的﹐宪兵队要你去一趟。”我听了吓得脸都白了﹐心想这次大祸临头了。“极司斐而路76号”特工总部﹐是抗战时期令上海人心惊肉跳的特务机构﹐家里人都惊慌失措﹐他说﹕“你不要怕﹐问几句话就让你回来。”
我只好跟他到极司斐而路宪兵队﹐在一个房间内坐下﹐从早晨八点等到十点半﹐这个宪兵与另一个日本人进来了﹐这个日本人问我﹕“你叫章荣初吗﹖中央印染厂是你开的吗﹖”我说是的。两个日本人叽哩咕噜讲了几句日本话﹐然后带我去的日本人就陪我回家了。此后一连几天﹐他几乎天天来﹐见我客厅里挂的我父亲遗像还像模象样鞠个躬﹐我实在不懂他玩什么花枪﹐终于有天他对我说﹕“法租界有一个某某医生你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一个忙﹖你请他出诊﹐到你家里来看病﹐我有事情要问问他。”到这时候﹐我方始知道他是要利用我。
我装得很镇静地问他﹕“为什么要我请他到这里来﹐你自己不可以到他家里去吗﹖”他说﹕“去是可以去的﹐你能够请你来﹐让我少跑一趟了。”那时候日本人的势力还不能进入租界﹐没有办法去租界抓人。他要利用我把医生骗到我家里来﹐才可以下手。我听了他这样讲﹐心里又急又怕。
我说﹕“让我考虑一下﹐我今天有重要事情马上要动身到杭州去﹐明天回来﹐你后天来商量一下再决定好吗﹖”他说好的﹐就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想这医生一定是抗日志士，日本人要我干这卖国害人的勾当﹐我怎能被他利用呢﹖但是在敌人控制之下﹐又有什么办法呢﹖再一想日本人势力既然还达不到租界内﹐那么三十六计走为上﹐决定马上搬走。于是我立即坐汽车到天津路荣丰纱厂办事处﹐马上派人去找房子﹐倘若一时找不到房子﹐就是住客栈也要搬出来﹐决不能再住在联安坊了。
同时叫家里人先作准备﹐不要张扬﹐下一天﹐就在环龙路(现南昌路)襄阳路东面﹐找到一所沿马路的三层楼大洋房。就在这一天用自己的汽车﹐再借了几部汽车﹐先把所有家里人统统搬出去﹐然后在夜里用荣丰纱厂与中央厂的卡车﹐把整个家全部办到环龙路﹐一天一夜全部搬空。
搬完后的下一天﹐这个宪兵又到联安坊﹐看见人去楼空﹐马上走到对面中央印染厂﹐问他们章先生哪里去了﹖他们说不知道﹐这个宪兵非常恼火地说﹕“叫你们老板马上到宪兵队来﹐不来我们要来捉了﹗”厂里回答他说﹕“章先生到香港去了﹐可能要几个月﹐也可能要一两年才回来。”日本人只好走了﹐此后我再不敢到中央厂去。
章荣初为躲避日寇﹐1939年10月搬离沦陷区愚园路﹐在搬家找房子时﹐法租界爱麦虞限路45号美侨俱乐部正在兴建﹐1940年底﹐由于战事紧逼﹐完工后美领馆将房子出售。1941年章荣初以四百根大条(4000两黄金) 买下了爱麦虞限路45号——即今日绍兴路54号。
日寇横行 如此“共荣”
当时章荣初的两个主要企业，上海纺织印染厂处在闸北沦陷区，流动资产包括原料成品等340万元，被日军掠走。荣丰纱厂则在租界。
上海纺织印染厂在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被日本军占领了四年之久﹐在这期间我始终没有进厂去看过一次﹐音讯全无。
1941年二﹑三月间﹐忽然接到日商裕丰纱厂来电话叫我马上去一次。我去了，与该厂总经理菱田逸次谈﹐他态度非常生硬﹐命令式地对我说﹕“你这家上海纺织印染厂﹐我们是受军部委托在经营﹐现在决定把你厂作价三百万买下来﹐我们双方订一张买卖协议书﹐你把厂里的道契(当时地契叫道契)以及你公司董事会的全权委托书拿来交割。”
我听了菱田逸次这么讲﹐心里盘算﹐现在整个工厂都被日本军部占领﹐一切都是他们囊中之物﹐收回是没有希望的﹐强制收买我也不敢不答允。但此后却没了下文﹐听说是日军军部不批准﹐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对中国工商业有一个全盘吞并的计划。 到1941年七八月的某一天﹐我接到日本“兴亚院”的通知﹐叫我去开会﹐说是为了解除“军事管理”﹐发还工厂。那时候我思想上很大波动﹐去还是不去﹐我去也怕﹐不去也怕﹐最后我想能够发还工厂总是好的﹐况且在他们手掌中﹐不去也不行﹐还是去了。
我到了那里﹐看见人很多﹐都是被占领的工厂的老板﹐共有一百七十几家。
当时会场里有一个简单的讲台﹐下面有很多桌子﹐每只桌子预先贴好某某厂的名字﹐还放着笔墨印泥等等。
每个工厂去一人﹐我就在贴有“上海纺织印染厂”条子的桌前坐下。开会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在上面叽哩咕噜讲了一大套﹐原来所谓“解除军管﹐发还工厂”﹐并不是真的把工厂发还给原业主﹐而是由兴亚院指定与一家日本厂“合作”﹐他讲完﹐会场里的工作人员向每只桌子分发一份文件﹐就是所谓“合作协议书”﹐全部是印好的日文﹐看不懂内容﹐后来知道是我以工厂的固定资产作为投资﹐他们负责流动资金﹐名义上各占股份一半﹐但经济权﹑营业权都归日本厂家掌握。
我上海纺织印染厂的合作对象是裕丰纱厂﹐经理就是菱田逸次﹐我方面不能派一人﹐任何事都不能过问﹐这所谓“合作”﹐完全是一句空话。
我见旁边的永安纱厂总经理郭顺带了翻译﹐签了字盖了章﹐我也就用毛笔签了字。
我问菱田是否可以去厂里看一看﹐他说﹕“可以﹐不过你要先打电话到裕丰联系。”后来我几次要去﹐他们都说“过几天﹐过几天。”拖到半年之后﹐方始同意我去﹐由一个穿西服的日本人陪同走了一圈﹐不管我问什么﹐他都回答“不知道”﹐我看到厂里原物料很少很少﹐以前很多机器设备﹐也少了大半。看完之后﹐连坐也不叫我坐﹐就带我到大门口送我走﹐我很心酸，我自己的厂，现在我变成了外人。
在名为“合作”﹐实际连过问都不准问﹐厂里也没有如协议书规定的把每年报告书送来﹐因此我完全被隔离了。
上海纺织印染厂自1928年建立﹐到1937年沦陷敌手﹐资产一半毁于战火。1937年八一三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四年“孤岛”时期﹐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日本为了战争的需要﹐把上海沦陷区的经济紧紧地绑在了日军的战车上。
上海沦陷 虎口余生
1941年12月6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时期结束﹐日军进驻租界﹐“孤岛” 时期结束。
1942年春天某日﹐日本巡捕房经济科一个叫小林的日本人打电话给我﹐通知我明天九点以前到捕房去﹐我不知道什么事。
到下一天九点前﹐我胆颤心惊不得不去。这个小林在一间刑讯房里审问我﹐四面都摆着刑具，对我很凶但没有动刑。后来小林走了﹐过了一会，进来一个中国人与我谈﹐他开口就说，小林要十万元﹐马上放你走。我当然只好答应﹐他把我放了出来﹐下午我马上送去十万元。
下一天我又接到经济科科长名叫福田来电话﹐要叫我马上到捕房里去﹐我很耽心又出什么问题了﹐不敢不去。我到了捕房﹐这个福田就在他办公室对我问话﹐他的办公室很大，有许多人在那里办公﹐他大声大气地对我说﹕“你昨天送他们十万元是什么意思﹖你想买通我们吗？”我想这十万元不是我送的﹐而是他们向我要的﹐但又不敢直说﹐我只能说﹕“因为他们对我很客气﹐所以我谢谢他们。”福田说﹕“告诉你，我们日本人是不要钱的。”同时在银箱里拿出一包钞票﹐就是我昨天给他们的十万元﹐放在台子上﹐对我说﹕“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还你十万元。”
我心里想难道日本人真的不要钱吗﹖他一面讲一面拿了这钞票对我说﹕“你跟我来。”一直走出捕房的大门﹐领我到隔壁江西路口的汉弥登大楼。上电梯到六楼﹐他拿出钥匙开了房门﹐打电话叫了咖啡蛋糕﹐很客气地请我吃﹐我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只好敷衍他。
坐了一会他立起身来说﹕“我送你回去吧。”立起来的时候他拿了这包钞票对我说﹕“这包钞票怎么办﹖”我看出他的用意﹐对他说﹕“这十万送给你吧。”他笑嘻嘻地说﹕“好﹐谢谢你。”

原来他说日本人不要钱是假的﹐假如在公开场合(他的办公室)不说要还给我﹐那十万元是大家要分的﹐现在这样一来﹐他一个人独吞了。我想原来日本人不是不要钱﹐而是又要面子又要钱。我还应他的要求﹐亲笔写了“公正廉明”四个字的横幅﹐配了镜框﹐送给他挂在办公室里做幌子。
自此以后﹐这个经济科长福田﹐经常不请自来﹐常常到我家里来﹐次次要请他吃饭喝酒还要送钱。那时候我有一百根大条(一千两黄金)存在汇丰银行﹐汇丰被日本军管﹐所有存款都冻结了。我向福田探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拿回来﹐他对我说﹐介绍一个朋友给我﹐叫太田﹐说这个太田与伪捕房首领“渡正监”非常要好﹐而渡正监同汇丰银行军管的大班私交很好﹐这件事情只有托渡正监﹐可以有办法。渡正监是上海日本占领军的警察局局长﹐汉奸市长见了他也怕三分。
后来这个太田约了渡正监到我家里来﹐酒饭之后又邀他上楼去吸几筒鸦片烟﹐他也喜欢这玩意儿﹐一点不推却﹐靠在烟榻上说﹐他认识汇丰银行军管的大班﹐可以和他商量商量看。
不久太田给我回信﹐叫我带一个翻译﹐这个礼拜天早上十点到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十八层楼最高一层去。到那里渡正监已在了﹐这地方是汇丰银行军管的日本人寓所﹐谈了一小时﹐都是敷衍话﹐没有谈到正文。最后渡送我出来时对我说﹐这件事情已经与汇丰大班说好了﹐叫我明天早晨九时到汇丰银行去找一个日本人某某﹐可以把这一百根大条拿出来。下一天果然很顺利把这一百根大条拿了回来﹐同时交回他们的收据。
这天下午太田又来看我﹐对我说渡正监要廿条黄金酬劳﹐还说其中十条﹐是汇丰军管大班要的﹐但不要金子而要钞票﹐我就按这一天的黄金价值作了钞票给他们。
敌寇末路 大地重光
1941年章荣初迁入新居绍兴路54号。该幢有二十几个房间的大宅﹐有两亩地的前花园和有泳池的后花园﹐由大客厅的回旋大楼梯登上二楼是可容纳十多人的小客厅。
1941年我买下绍兴路45号﹐有个很大的客厅可以摆十几桌酒席﹐还有专门给乐队的小舞台﹐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常向我借用来请客。他在我家里很熟，经常借我家里请客赌钱，不下十多次，所以我完全无所谓，谁知出了事。

千狈

1944年阳历四月间某一天﹐万墨林来电话说﹐某天晚上他想要借我家里请几位银行家吃饭﹐我答允了他。

这一天旁晚﹐陆陆续续地来了好些人﹐但来的不是银行家﹐而是吴开先﹑吴绍澍﹑万墨林﹑朱学范等等有廿人左右，都是国民党里的人。这顿夜饭吃到十时许﹐又打沙蟹﹐还有两桌麻将﹐一直到天亮才散。这一次吃饭是万墨林利用我是一个资本家﹐使人家减少注意力﹐起先不讲明白是恐怕我不答允﹐所以推说请银行家。

其实这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一次会议。

1937年八一三﹐抗战全面开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大部份委员参与了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蒋介石震怒，1939年8月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潜回上海﹐重建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成立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吴开先任书记长。1942年3月因叛徒告密﹐吴开先被捕﹐经潜伏在敌伪内部的唐生明将军营救﹐返回重庆。1943年底吴开先再度负命到上海﹐与戴笠协调地下力量﹐于是就有了在章荣初家举行的这次会议。出场人物中﹐吴开先和吴绍澍都是抗战时期上海的传奇人物。

到了阳历六月间﹐徐采丞打电话告诉我说﹕“万墨林和一批人被捉到宪兵队去了﹐听说这些人在你家里吃过饭﹐所以也要来捉你﹐这几天你还是避避开吧。”我当时听了不当一回事﹐我想吃饭是万墨林请客﹐不过借我地方罢了﹐与我没有关系。 不料就在下一天早晨八点左右﹐来了七个日本人到我家里﹐把我捉到贝当路宪兵队。

宪兵把我押到二楼一个大房间，进去以后先问我﹐这一天请了多少客人﹖我说﹕“不详细﹐大约将近二十人。”这个宪兵在纸上画了两个大圆圈﹐表示两只圆台子﹐旁边画了许多小圆圈﹐表示坐的凳子﹐问我什么人坐在什么地方﹖天晓得﹐起先我只认得万墨林、朱学范和吴开先﹐吴绍澍还是经万墨林介绍后才知道的﹐其它的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叫我怎么讲得出呢﹖

问到十时许﹐叫我到楼上一间大房间里去﹐一个日本宪兵坐在中间的一只写字台椅子上﹐对面也有一只椅子﹐这个日本人用手把电铃按一按﹐写字台对面的椅子就会动起来﹐我知道这是电椅子了。一会儿来了三、四个日本人﹐拿来十几块夹板和许多绳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这时候我心里又怕又恨﹐怕的是从前听人家讲过﹐坐过电椅子以后﹐人就要变成残废﹐恨的是日本人凶神恶煞，不顾你死活。当时他们几个人把我硬拖上这个杀人武器电椅上去﹐我硬是不肯﹐刚被他们拖上去﹐正在这紧张时候﹐忽然门口来了一个日本人﹐把门半开地对里面日本人说了几句日本话﹐坐在写字台上的日本人对我说﹕“你不肯坐是吗﹖那就换个花样吧﹗”他们几个把我的两只手绑起来﹐脚没有绑﹐在这个房间里四角立四个日本宪兵﹐把我这个人当皮球抛﹐先把我拖到一个角里的日本人旁边﹐这个日本人就用力把我一抛﹐当然不出几步就跌倒了﹐他们哈哈大笑﹐又来把我拉到另一角里﹐交给另一个日本人再抛﹐我跌了十廿次。后来又把我吊起来打﹐这样到了下午大约两点钟的时候﹐日本人把我放下来，叫我坐下来对我说﹕“已经决定了﹐明天枪毙你。你写一张遗嘱吧﹗”我说﹕“横竖要死了﹐写什么遗嘱。”他举起手来很重地打了我一记耳光﹐就把我关到牢房里去。

走进牢房门﹐把裤带﹑皮鞋带﹑手表等留在外面﹐再进牢门﹐这扇牢门只有下半段﹐要钻进去的。钻进去以后﹐外面守兵叫我睡在毛坑旁边﹐从角落里丢几块又破又臭的毯子给我。牢房里面已经有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姓王 (王先青﹐上海救济会总干事)﹐也是曾到我家来吃饭的一人。他认识我﹐对我说﹕“章先生你也来了。”

在这个牢房的墙外﹐有许多狼狗叫得令人心惊肉跳。十几分钟后﹐送饭进来﹐用一个大的毛竹筒当饭碗﹐里面粥不像粥﹐饭不像饭﹐一股酸气味令人恶心﹐哪里吃得下去呢﹖这位姓王的对我说﹕“你还是吃吧﹐这一顿以后要到明天十时再吃了﹐我第一天也不吃﹐第二天饿得要命。”我说﹕“宁可饿死也不吃。”

大约到四五点钟左右﹐有一个日本人来叫我了﹐说﹕“吃饭去﹗”我跟他走出了牢监的总门﹐看见桌上有一碗虾仁蛋炒饭﹐我问他们哪里来的﹖他说﹕“你朋友送来的。”后来知道是徐采丞送来的﹐就把它吃了﹐吃了以后再进牢房。进去不到半小时﹐外面又来叫了﹐走出监牢总门﹐他们把拿去的裤带等还给我了﹐我知道可以出去了。

到了外面﹐看见徐采丞同一个又高又大的日本人在一起﹐这个人中国话说得很好﹐徐介绍一下叫阪田大将。

徐采丞马上送我到家里﹐在徐采丞送我回家的路上﹐我问他这一次吴开先也被宪兵队捉去了吗﹖徐笑嘻嘻对我说吴是不会捉的。我听了还是不懂﹐日本人为什么不捉吴开先﹖到家里约下午五时半。

听说徐采丞为这件事情用去了三十根大条﹐后来他儿子结婚时﹐我就买了价值等于三十根大条的首饰送他﹐答谢他这个交情。

落笔至此﹐回想当日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之下﹐我们中国人生死予夺﹐全操敌手﹐生命毫无保障﹐虽然由友人用钞票营救脱险﹐但已饱受惊恐﹐至今思之﹐谈虎色变﹐心有余悸﹗

当时杜门有 “内务万墨林﹑外交徐采丞” 之说。徐采丞深藏不露﹐处事稳重﹐有功不居﹐善于利用各方面关系﹐这是杜月笙最欣赏的个性。1937年11月杜月笙经香港转赴重庆﹐指定徐采丞作为他在上海的正式代表﹐“恒社” 一切事务﹐包括万墨林在内﹐都听他调遣。身为杜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徐参与了蒋﹑汪﹑日之间很多秘密事务。

抗战前阪田就和徐采丞往还密切，上海沦陷后，徐采丞凭一张“田公馆通行证”，在上海通行无阻。日本人为了拉拢杜月笙，进而说明蒋介石放弃抗日，允许徐采丞保留私人电台与重庆联系。但蒋介石和杜月笙抗战的坚决态度，令日本人的企图始终无法得逞。

这时候棉花是日本军部统制的﹐纱厂买不到原料﹐用电也是不供给的﹐只有一点照明用电和打水用电。工厂没有原料﹐没有电力﹐困难得不得了。

1944年夏天某日﹐棉花掮客陈庆棠来对我说﹕“有一批印度棉一百二十件﹐每件五百磅﹐但没有样子﹐不过可以保证很好的﹐送到厂里再付钱﹐价钱非常便宜。”我就向他买了﹐下一天用六部五吨卡车一起运到厂里﹐厂里打电话与我说﹕“不是印棉而是美棉﹐是一寸卅二分之一长的美棉﹐可以纺32支。”我一听很开心﹐过磅后就付了钱。

大约四五天后﹐陈庆棠急匆匆跑到我家里来﹐心急慌忙地对我说﹕“出事了﹐出事了﹗”还叫我赶快离开家﹐我与他一起出来﹐一路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六卡车棉花是从虹口军部偷出来的﹐卡车已经都捉到巡捕房里去了﹐还有四个掮客和经手人也都捉进去了。现在要来捉我﹐捉了我就来捉你。”我听到这消息大吃一惊﹐住在亲戚家里避风头。两三天后﹐陈庆棠笑嘻嘻来寻我﹐对我说﹕“问题解决了﹐虚惊一场。”

原来巡捕房接到告密﹐说有人在军部偷出来六卡车棉花卖给某厂了﹐巡捕房马上捉人﹐又派人到虹口军部去查询﹐问他们﹕“是否被人偷了六卡车棉花﹖”军部人说﹕“没有这回事。”捕房人又问﹕“某月某日有六卡车棉花出厂么﹖”军部说﹕“有的﹐这六卡车棉花是由虹口军部运到东区军部交与内外棉纱厂的。”还拿出一张东区军部的收据。捕房的人又到东区军部去查﹐他们说六卡车棉花的确收到的﹐已经交与内外棉纱厂﹐也有内外棉纱厂的收据﹐巡捕房回去就把人放了。

其实这件事情﹐是日军虹口军部与东区军部互相勾结作弊﹐把棉花偷出来卖﹐我付的钱他们几方面私底下分了﹐日本人说是纪律严明﹐其实也在千方百计捞钱﹐甚至盗窃自己军部的仓库。

1944年﹐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日寇的日子到头了﹐什么 “武运长久”﹑“共荣共存”﹐走入绝境的日本人只顾自己捞钱。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侵略者垂死的挣扎﹐最后的贪婪﹐再无法掩饰了。

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8月21日﹐美英中苏四国签署《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筹建成立联合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抗战胜利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吃过日本人许多苦头﹐听到胜利﹐真是欣喜欲狂。

千狈

上海与抗日战争

苏智良：我今天讲的是上海与抗日战争的关系，总的一句话就是“上海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张照片是战争前的上海外滩，是上海标志性的一个街区。这一尊胜利女神铜像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修筑的，它其实很美——是胜利女神守护着一个孩子，它的地点在哪里呢？在今天的外滩延安东路，为什么我们今天见不到了呢？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占领了上海的孤岛也就是租界，之后就把这个铜像给拉倒了，目的是要去英美化，所以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了。

我今天想讲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上海是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大家都知道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个“九一八事变”首先发生在沈阳。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抵抗，所以三个月东北就丢失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第一步就是吞并、占领东北，第二步是华北。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上海的国民纷纷起来。为什么距离遥远的上海的国民会纷纷起来呢？因为上海市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是一座对国家和民族有担当的城市。上海市民当时民族国家意识是比较强的，比如说工人，工人走上街头罢工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并且在上海好多地方特别是沪南公共体育场，中年以上的朋友都有记忆。上海很多的聚会都是在那个地方进行的，要求抗日。上海的学生更是走在前面，学生们甚至跑到南京要求蒋介石接见，要求国民政府抗日。不仅如此，上海的各界纷纷成立了义勇军，义勇军不仅仅是在东北出现，在上海也有好多，所以我这里罗列了一些，像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复旦大学义勇军、邮电义勇军、上海市商会义勇军、童子军团义勇军、华侨义勇军等等，一共有几十个。

当时有一个很感人的场面，今天的北火车站老市民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上海的大地方，当时在那里搭建了舞台宣传抗日、宣传年轻人应该加入义勇军，如果你愿意去东北抗日马上发给你盘缠和交通费，上北火车站的列车开到东北去。很多的年轻人，就这样走上了抗日的战场，这是很感人的一幕。

后来上海又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救国会，有文艺界、实业界的，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所以这个救国会成为全国的抗日救亡公开的领导机构。救国会的领袖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我们后来叫做“救国会七君子”，其中史良女性是律师。当时国民政府借口抗战还没准备好，所以对这个七君子采取了逮捕，并且要在苏州法院公开审判。沈钧儒其实是法学教授，在上海律师协会做过会长，那就是大律师了。那些审判他的人，很多是他的学生一辈，甚至于学生一辈都够不上，所以法庭变成一个辩论会。在法庭外面也有很多市民声援，比如说宋庆龄女士。她一看她的战友们因为要救国而被抓到苏州监狱，她说我也主张抗日救亡那我也应该到苏州去坐监狱，所以叫她的秘书把被子捆好以后说我们去苏州坐牢去。这个一发表以后蒋介石很惊慌，因为她是民国时代的国母，如果她出现在苏州监狱门口你说他收监好还是怎么样？所以千方百计说不能让她到苏州来，这些活动也是揭露了当时政府确实比较消极。

上海的文艺界也有很多抗日救亡的举动，比如说上海拍了《风云儿女》这部电影，。今天是8月15号。我在两天前就是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揭幕仪式上我碰到了这个《风云儿女》电影的导演应云卫的大儿子，他带着自己的儿女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也是受《风云儿女》的影响非常大。《风云儿女》这个编剧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并且他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当时聂耳看到这个歌词以后很激动，他说我来谱曲，本来没分配他但他自告奋勇，说这个歌曲要我来谱，他就在填词间里面努力的做曲，做好之后不是很满意，第二天他就到日本去。他说我到了日本以后我再修改，修改好了以后我再寄回来，当时没有什么特快转递，还好他寄回来的平信竟然收到了。如果没收到的话，我们现在国歌唱起来的曲调可能不一样了，因为他后面加了前进进，这是最后一稿。很不幸聂尔在游泳的时候溺水而亡，中国损失了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

《风云儿女》这部电影讲两个东北的男青年，因为东北被日本占领逃到上海。一个主张抗日最后牺牲在战场，一个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天天喝酒就是很消沉。结果后者在朋友牺牲的刺激和女友的帮助下。幡然醒悟，走向抗日的战场，这时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从此这个歌传遍中国。这一个唱片就是上海百代公司第一次制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下面这一张是美国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英文名字就叫《起来》，所以这个歌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出名。上海可以说是中国抗战文化的发源地。

我再讲上海当时的两位京剧大师，上面的这一位是周信芳麒派大师。大家不陌生的，他长期在上海演出，抗战爆发以后他在黄金大戏院演出《明末遗恨》，然后再演《香妃恨》、《亡国鉴》、《满清三百年》、《徽钦二帝》，在舞台上周信芳告诉人们亡国是什么滋味，要奋起。还有一位大师是梅兰芳，梅兰芳原来是住在北平，北平被日军占领后，他南下到了香港，不太愉快而来到上海，举家来到思南路。当时日伪势力胁迫梅兰芳给他们唱戏听，梅兰芳不愿意，怎么办呢？他就把胡子留起来。大家看这张照片非常清晰的他的小胡子，日本人让他去唱戏他说我现在胡子这么长怎么能上戏呢？。但是他要生活，所以当时就写书法画国画，上海市民踊跃购买。据说杜月笙叫他的管家拿500银元去买梅兰芳的画，这并不是说梅兰芳的画有那么值钱，而是支持他抗日不登台，支撑着梅兰芳一家渡过难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梅兰芳马上把胡子剃掉粉墨登场庆祝抗战胜利。周信芳和梅兰芳两种不同的表现，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人的气节。

第二个我要讲的，上海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

上海爆发了两次抗战。我简单的先回顾一下“一二八”，“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而且这个仗几乎没什么打。比如说东北有一个将军叫马占山，他打了几天，上海的企业家一听总算有一个将军出来抗日了，马上生产了一种香烟叫马占山牌，刚刚发售他就向日本人投降了，然后这新的香烟就收回来了，还好他后来又抗日了，所以这个香烟不至于作废了，你看上海当时非常关注国家命运。那时为了策应东北建伪满洲国，将居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溥仪，弄到长春去。日本方面要在上海搞点事。上海怎么搞事呢？他们就派来了一个女间谍川岛芳子。一听川岛芳子这个名字感觉是个日本人，其实不是。她原来是清朝的格格，因为父亲肃亲王不甘心清朝的灭亡，希望通过日本的支持能够重新复辟，便自己把女儿过继给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所以她就改名叫川岛芳子，她的汉名金壁辉。这个川岛芳子既是侵华战争的加害人同时也是一个受害者，如她为什么天天穿男人的服装？她不喜欢穿女性的服装，她痛恨自己女性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她过继给养父并长大之后”，她的养父强暴她，经常强暴她，有苦难言，她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工具，所以她后来干脆不穿女性服装了。川岛芳子在上海干了什么呢？她要制造事故，事故的地点在今天的双阳路，她命令日本浪人穿上中国工人的服装后袭击了5个敲着木鱼经过的和尚，这5个和尚被打死了1个，2个受伤。日本总领事馆马上就说上海市民打死了日本和尚，增兵上海。1932年的1月28日，日军向上海守军十九路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率领下奋勇抵抗。后来国民政府派了第五军援助十九路军，本来日本人叫嚣说三小时占领上海，那也太小看我们了，所以十九路军就拼死抵抗。日本人一看还远远看不到胜利的曙光，马上求救了，这个时候就派过来陆军了。陆军来了以后也不解决问题，第二批陆军又来，最后增加到5万人。中国两支军队也是5万人，可以说中国军队打得很了不起。因为在后来八年抗战，经常是我们的军队数倍于日军，但是我们还是打败仗。上海人民很支持，听说十九路军三个月没有发晌，就捐款1000万法币。中国军队打仗很勇敢，但是弹药越来越少，国民政府再也没有派援军过来，所以到3月3号这个仗就不再打下去，最后英美调停，结果在5月5号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很屈辱的，就是中国军队须撤出上海。

日本的陆军回去了，但是日本的海军还是在上海，而且日本的海军在今天的四川北路121号建了一个堡垒，就是陆战队司令部，最近在放了《生死地——1937淞沪抗战实录》，我个人感觉是纪录片当中拍的最好的。

我下面介绍第二次淞沪抗战叫“八一三抗战”。我先说背景，1937年7月7号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就是进攻华北，北平天津沦陷。日本这一次的态势就是全面侵华，所以蒋介石也决定要组织一场保卫战。8月7日前后，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最高国防会议，朱德、周恩来也出席了，就是国共一起来商量。这个会议决定要在上海跟日军打一仗，因为当时在上海日军一共有5000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如果我们主力过来人数上占优势，所以蒋介石的意图是要打一次大仗。为了打这个仗，准备在长江当中的江阴航段把我们自己海军不怎么先进的军舰给沉掉，形成一条阻塞线，阻塞线干嘛呢？第一就是使得日本在上游、中游的舰只不能逃而瓮中捉鳖。第二日军要进攻南京的时候不可能用军舰直接攻，但是想不到我们军事委员会的秘书叫黄浚就是一个间谍，他和他的儿子都是日本留学回来，但其实已经被日本收买了。他开会休息到门口去买一包香烟，钱递过去香烟过来情报就送出去了，所以当天晚上在重庆、汉口江面上的那些日本的军舰一下子全部到了吴淞口，所以我们第一步意图就没实现。

8月11日开始，中国的主力87、88师到了上海，然后步行到闸北。上海的市民已经5年没有看到中国军队了，一看雄纠纠气昂昂的主力来了就知道要打大仗，所以11号、12号中国军队做好准备。8月13号那一天，在今天的横浜路天通庵车站边上一支日本陆战队巡逻队向闸北进发，中国的保安队已经堆垒了沙包不准他们过来，那么日军就开枪了。当天晚上蒋介石命令第九集团军司令张治中第二天主动进攻，因此8月14号开始我方就主动的攻击。从杨树铺一直到日本的沙场我们全面攻击，一攻击日本就收缩防线。我们总体上打得不错，从14号打到22号，但是有两个地方打得很辛苦。一个叫做汇山码头，那个地方是日军补给军舰的停靠码头。我们36师就发动进攻，战士很勇敢，他沿马路攻击，但犯了大忌，对面日本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所以我们伤亡惨重。

还有一个最大的据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今四川北路2121号。这个地方我们差不多攻了20天。靠士兵冲锋、炸药包，可惜未能攻克，而日本援军来了。

8月23日战役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登陆与反登陆，一直打到9月11号。在上海作战的时候，日本内阁马上组成了上海派遣军，23号凌晨赶到吴淞口开始登陆。这个时候蒋介石派了第十八军，军长是陈诚，就在吴淞、宝山一直到川沙口、罗店。但是长江边没有什么阻挡的地形，日本的舰炮打过来伤亡很重，但是中国军队也没有后退。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宝山县城，这个宝山县城跟姚子青营全部都打掉了，这个营也牺牲了。打到9月11号的时候，我们的反登陆是失败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日本的主力也来参战的话我们是守不住上海的，最好的方式是是一边抵抗，一边准备第二个防线。再准备第三道防线，边打边退是最好的战略。所以蒋介石没有灵活作战。

这张示意图蓝色的是中国军队、红色的是日本军队，首先淞沪抗战是在这里闸北虹口，然后是日军在吴淞口、川沙口这里登陆，罗店等地方打得非常惨烈。白天日军占领罗店，我方晚上趁着天黑摸上去手榴弹一顿打冲上去，再占重新占领。到了白天日军狂轰滥炸再度攻克，就这么拉锯12次。到了9月11号我们防线往后撤，然后以大场为中心，就是守在这从闸北到大场的防线。蒋介石当时命令全国三分之一的陆军往上海进发。他感觉我们的兵力很多，10月21号组成3万人的反击队伍。其实我们能守住就不错了，因为日军的战斗力、火力都更胜一筹，结果这3万人又去了，都是广西的军队，反击未成，反而使我们的中心阵地大场动摇了。25号到26号，大场被日军占领，这样只能够再后撤，所以蒋介石每一次后撤都是实在没办法了再后撤。

我方军队要撤出闸北了，蒋介石命令第88师的师长孙元良留在闸北。孙元良发急了，我师死伤惨重，已没法打仗，且在闸北没有退路。于是他派参谋长去说服，说我们就派一个营象征性的守住闸北就可以了，后来蒋介石同意了。于是524团副谢晋元带了一个营进入了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在苏州河边上很坚固，仓库的墙壁很厚，日本的坦克未必能够摧毁。最近这两天我们四行仓库纪念馆很热，当中这张照片是我前天拍的，就是师长向谢晋元布置任务的场景。当时中央社的记者问你们有多少部队。谢晋元一想我不能说是420人，我们有壮士800，所以八百壮士就传遍大江南北。战士们将黄豆包一包一包的堆起来就变成阵地，把牛皮挡在前面十分坚固，所以孤军伤亡不多，前后伤亡几十个，挡住了日军四天的进攻。

千狈

四行孤军作战对面就是公共租界，市民们在苏州河的南岸观看，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直播的战场。上海市民还高喊口号鼓励他们，上海市民一看他们打仗的时候不能做饭，于是收集大饼油条半夜送过去。有一位童子军杨惠敏这是她的照片，把一面国旗送过去，这面国旗小了一点，谢晋元命令一个排长跟着杨惠敏又到租界找了一面大国旗升在仓库上，所以刘海粟油画《四行仓库》当中有一面国旗。

最后在31日凌晨，四行孤军撤退进入租界。当时有约定，武器放下进入，但想不到进去以后日军就逼公共租界，不准四行孤军离开上海，所以后来又胶州路孤军营。

尽管我方往后撤，但是淞沪的战线还是比较稳定，这个时候日本发现11月5日又派了四个师团来到上海，其中第十军三个师团在金山卫登陆。第16师团在浏河口登陆，这样已无法坚守，11月12日上海失守。

淞沪会战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日本叫嚣三个月占领中国，但是用了结果三个月才刚刚占领上海。这次战役至少消灭敌人4万多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令世界舆论刮目相看，也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会战为我方的工厂、大学、政府机构后撤赢得了时间。再有一个，本来日本是以华北为主要的攻击方向，企图华北占领往西打到山西，再南下占领武汉甚至广州，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中国的抗战非常不利。蒋介石当时主动在上海抗战逼着日本不断的增援，把华北、东北、日本国内的日军调过来，最后上海变成了它主攻的方向。我方是顺长江逐渐往西后撤，日军在后追击。我们从上海退到南京，南京守不住退到武汉，武汉还是守不住退到了宜昌，宜昌还是没守住但是最终守住了三峡，所以我们保有了西南抗日的后方，持久抗战坚持下来，这也是淞沪抗战的重要意义。

第三点是上海是中国全民抗战的典范。我想上海有很多故事可以说，比如说抗战一爆发上海市民就捐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时很多的女孩子把自己的被单缝成一个很大的被单，像今天我们讲堂那么大，10个人、20个人拿着这个大被单上南京路，号召大家捐钱、捐物。那些太太小姐看到女孩子们这么为国家出力，便把项链、耳环、戒指扔到大被单上。上海市民购买的国债、募集的钱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这也是一种抗战。

文艺界就不断的投入到抗战演出，上海组成了13支抗日演剧队。几百个明星艺术家，其中有的现在还在世的秦怡、周小燕教授，上海曾拍过一个14集纪录片《去大后方》，我们采访了100多位的抗战前辈。周小燕教授就讲到一个故事，当时她跟她的弟弟，她的弟弟只有17岁中国最好的小提琴选手，一路宣传抗日，没有吃的，非常累，最后她弟弟饿死了，周小燕教授回忆到此老泪纵横，音乐天才就这么走了，所以上海市民为抗战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三毛之父张乐平组成了一个漫画演剧队到武汉，就在黄鹤楼下面画了一幅很大的壁画叫《抗战到底》，还有《三毛从军》、《三毛打日军》。

上海整个的城市都动员起来，杜月笙看到张发奎是守卫浦东的总司令，他说你为我们守家乡我要私人买一辆装甲车给你，坐在装甲车里面开到前线去，1937年的11月28日，八路军驻上海代表潘汉年写信给上海抗敌后援会，说我们急缺防毒面具。杜月笙讲了一句“闲话一句”，花了16000块钱买了荷兰进口的1000具防毒面具送给八路军抗战。当时抗战是不分党派的，大家共同投入。杜月笙跟上海工人、跟戴笠合作，三方合作组成了苏浙别动队，这个苏浙别动队里面有很多的工人，工人作战不一定内行，但挖工事很有本事。上海的帮会分子头子活络，就去搞情报，共同来守卫上海。苏浙别动队也做出了牺牲。

还有就是大学迁到后方去，因为上海市要被占了，上海的十几所大学都内迁了，其中像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同济大学6次迁校，刚刚迁到金华那里日军打过来了，书桌刚刚摆开赶快收摊上路，再迁到广西又要准备复校了日军又要来了，所以一共迁了六次，这是很了不起的。在这个内迁的大军当中，有一对宝山兄弟一个叫李崇道、一个叫做李政道，他们不愿意做亡国奴，徒步走向西南，到遵义考入浙江大学，老师们一看李政道是个人才，再推荐到后方最好的学校西南联大，结果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在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当中有两位获奖的学者，还有一位是杨振宁。大学内迁对我们保存中华的文脉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贡献是工厂的内迁，抗战肯定是持久作战，上海的工厂当时占全国的40%。这些厂如果落入敌手非常，当时四川那里没工业，那怎么办呢？结果就150家左右的工厂从上海迁到了后方不利。前后有150家上海工厂内迁，支撑了持久抗战。其中有一个小资本家叫沈鸿，他迁到武汉后，有一位共产党干部李克农看对他说，你迁到延安去也是抗战，我们延安更缺工业。沈鸿一想到哪里不是抗战，那我就迁到延安去吧。到了延安以后，他成为陕甘宁边区总工程师，发挥很大作用，1949年以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部副部长，来领导刘鸿生、荣毅仁这样的大资本家了。

第四点我要说的是上海是国共再度合作的基地。

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30年代中期日本将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谈判，停止内战。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应该怎样一致对外。这个谈判是从1935年开始，其中一个重要的地点就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解放后陈毅市长的助手潘汉年，他跟张冲、陈立夫等国民党代表谈判，谈了很长时间。

比如说在南京西路有一个沧州饭店，在这里，潘汉年把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了陈立夫，然后正式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就是要合作。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宋美龄、宋子文赶到上海来找潘汉年，希望刀下留人，后来蒋介石被和平释放了。

淞沪会战的时候，国共正式建立了第二次合作。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上海都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比如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南京政府就宣布北方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22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然后就是在9月份南方的共产党武装改编成了新四军，新四军跟上海这个城市更有关系。叶挺当年就住在上海，周恩来想到叶挺就向蒋介石提议担任新四军。过去有个电影《51号兵站》，新四军在上海有很多情报站，比如说青霉素等药品是新四军没法制造的，都是要上海想方设法运过去，然后各种物资也要从上海运到浣南。包括上海还提供了数千人加入新四军。

第五点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营垒。

那时有50多个国家的外侨住在上海，所以上海的抗日战争体现了这个国际性。我来说几个故事，第一个上海庇护了3万犹太难民，这个故事现在上海人家喻户晓。犹太难民前后是3万人，以色列总领事曾深情地说，上海是唯一一个接待犹太难民的城市，犹太人永远将这恩情铭记于心。后来日军迫于德国的压力，德日不是结盟了么，德国人有一个叫梅辛格计划，就是在崇明岛建一个很大的集中营，把三万犹太人弄到岛上去，然后慢慢的弄死，但是日本没有这么干。首先在虹口建一个难民区，范围就是公平路、通北路、惠民路到周家嘴路这一圈，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呢？并不是说日本要做好事情，因为日本是缺少资源，他要跟世界上的犹太财团做生意，要钢铁、石油，他怕把这些犹太难民杀了以后，犹太财团要跟日本作对，日本就不能够拿到这么多的战略物资。那么日本怎么办呢？他们就看莫斯科保卫战的结果，如果是德国赢，日本就准备把上海犹太人给杀掉，如果苏联赢了就维持现状。

当时管虹口犹太难民的是个日本军官，当年日本人长得比中国人矮多了，所以中国人口语都叫他小日本。这个军官特别痛恨比他长得高的人，犹太人几乎连女士都没有一个比他长得矮的，所以犹太人要他开证明可惨了，每个人都要遭打一顿。犹太人其实在上海避难的时候，也以不同的方式来抗议，或者是反对。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犹太老板开的厂被日军控制来制造手榴弹，犹太老板就跟中国的工人说你们把引线弄得短一点，所以日军拿到手榴弹一拉引线就爆炸了，所以自己被炸死。结果这个犹太老板给日军枪毙了。我想我们上海将来为这个犹太老板是不是树一尊像，这也是体现我们国际主义。

这位老人叫布卢门撒尔，已十几次访问上海。今年他抵沪后冲着镜头说“侬好，我是上海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在上海度过，因为没有钱他就到上海人开的面包房去打工，可以吃面包渡过困难的时候，他后来成为杰出人才，对中国、上海非常友好。他说那个时候的上海，夏天热得不得了，文字苍蝇不得了，冬天冻的瑟瑟发抖，但是命保下来了。

这位以色列原来的驻联合国的大使1989年重返上海。他说一个人最美好的时间是青年时代，我在上海度过了青年时代，现在我回来寻找那个最美好的时光，他对上海、中国非常感恩。现在上海建了一堵犹太难民的纪念墙，上面已经均可刻了13732位上海犹太难民的名字，犹太难民的后代来到到了，找到了他祖父、祖母、外公的名字，非常的激动。

犹太人对上海的文明也有一定的贡献，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叫沈石蒂，在南京路73号开了上海美术摄影社，人物照片拍得非常出色。这是一个17岁的芭蕾少女。4年前，沈石蒂的后人带着200张照片来寻找主人，这位照片上的主人现在已经80来岁了，她来认领了这张照片，那个时候她17岁被爸爸妈妈带着去跳芭蕾舞，留下了非常美好的纪念。这一对母子你看拍得很传神，她和儿子都长大了。妈妈80多岁，所以像这样的佳话都在做每年都在发生。

第二小点是南市难民区。4月份以来，自驾的朋友可能听到过上海电台的广告。第一个广告是我做的寻找战争时候的难民，第二个是找到80多岁的难民的回忆，第三个广告是上海一位老经济领导说的，我等一下给大家看照片。结果电台确实找到了一些过去的难民。

这个南市难民区在过去大家不太知道，它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法国的传教士叫饶家驹，他来到上海生活、传教，也担任震旦大学的教师。1937年的时候，他感觉战争最惨的是难民，有些到租界里面去了，但跑得晚的，租界把门关掉了，因为租界不可能所有的容纳所有的难民。饶家驹很有爱心，他就去找了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他说我们现在准备在南市建一个中立的难民区，中国的军队不要进去。市长一想你不是为我们解忧排难吗？我们同意，我们中国军队肯定不上去。他又去找了日军的上海派遣军司令，他用日语跟松井石根说，中国方面同意了我们建立一个中立难民区，日军也不要进去。松井想日军现在还需要一个国际形象，也要有一个文明的形象，他表示同意。11月9号日南市难民区就建立了在方浜路和民国路之间，现在民国路叫人民路。在里面设立了很多收容所，并每天派发食品。比如说城隍庙的门口每天烧粥给难民吃，难民每天凭粮票去领粮食，尽管一天吃两顿饭，但是你能活下来。饶家驹每天都要到难民区看，口袋里永远藏着糖果，小孩哭了就给你两颗糖果。有问题马上解决问题。

维持难民区需要大量的钱。饶家驹在中国募捐还不够，他跑到美国找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上海的难民区有20万难民，每天的开销好多，美国政府应该援助。罗斯福总统给70万美元，这是一笔巨款。

所以这一个难民区从1937年11月9日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30日，整整32个月，救助中国难民30万人，这是很了不起的。饶家驹建立了一种模式，就是战争状态下相关方都有责任救助难民，你不能够攻击难民，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手无寸铁的、非武装的。当时，在南京的外侨以拉贝为首，就写信给他饶家驹，请他介绍日本的外交官和军官。但后来建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很安全，日军到里面去抓女孩子一卡车一卡车地抓走了。

我前面说的，去拜访一个老先生，上海电台寻找难民的第三个广告就是他念的，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主任，解放后最高做到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叫周克，现在99岁。我问他你见过饶家驹吗？周克说我是地下党领导不能见他，但我的部下时常见他，我有一个部下很能干就是黄慕兰。我说这个黄慕兰女士还活着你知道吗？周克说她比我大好多，她还活着？我给他看这张照片，黄慕兰老太太110岁。这张今年元旦的照片是她女儿提供给我们的。这张照片是战争时候的难民，当中的站立者就是黄慕兰，代表共产党去救助难民，所以难民们叫她“难民皇后”。她今年110岁。所以做好事情的人长寿。

我刚才已经说了共产党也参加了难民救助，并且还请饶家驹弄了通行证，使得日军能够放行，这些船就开到了华中根据地去。

饶家驹后来一看武汉要成为战场，又跑到武汉建立了汉口难民区，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1940年的6月16日，他被法国天主教会召唤，回到巴黎救助自己本国的难民，战争结束以后，他跑到柏林去救助难民，最后因为太劳累1946年死在柏林。尽管去世了，他的理念后来成就了国际公约，这就是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内容就是暂时保护平民。这里面两次写到了上海难民区，就是说，世界上怎么救助难民是从上海开始实践的，这是上海的荣耀。现在日内瓦第四公约签约国194个，超过联合国成员国。上海是当时救助难民最出色的城市。

千狈

第三点是左尔格小姐，他是一个苏德混血儿。所以他的德语和俄语都非常棒。1930年的1月份左尔格来到上海，首先住在今天的和平饭店的北楼当时的华懋饭店。当时的身份是德国的记者，但是左尔格真正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国际情报小组，叫做拉姆扎小组，里面有两拨人，一拨是外国人，下面这一张照片是路特·维也纳，她在霞飞路租赁了房子建立了一个迷你据点，然后还有很多成员。一位叫中西功的日本人，他早年19岁作为浪人闯荡到上海，结果他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叫王学文给他教育，所以他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杰出的情报人员。他最出色的是预测到了“珍珠港事件”，还有尾崎秀实，后来回到了东京成为首相的私人顾问，日本内阁开什么会他都知道，所以他知道很多机密。除了国际组以外，还有一个中国组，中国组有很多名人，比如说陈翰笙——芝加哥大学硕士、柏林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当然他早年是宋庆龄的密友，他活了107岁，也是很出名的情报人员。这位女士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你看照片上江泽民主席会见她，她叫张文秋，张文秋有两个女儿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大家想想这样的丈母娘全中国只有一位，她是邵华的母亲，早年就是中共的地下党。她在上海的时候，在法租界租了一个小楼，党派一个男青年叫吴照高跟她一起假扮夫妻，这个场景我们在《潜伏》里面看到过，他们聘了一个俄罗斯的小姐作为秘书。因为是假的夫妻，晚上张文秋有的时候要离开，但是这位俄国的女秘书天天待在那里，后来她假名的丈夫跟她说，这个俄国女郎才是我真正的妻子，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上海。她的回忆录里面讲到，1931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同志带着我坐着汽车到了法租界一个高级的宾馆门口，里面出来一个风度翩翩的外国人，周恩来对我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可见左尔格跟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密切。

左尔格是德国人，他跟德国顾问团关系很好，都是一战的战友，所以他轻而易举的地从拿到围剿红军的计划，这个计划到了江西根据地帮助红军反围剿，获得胜利。后来左尔格离开上海是因为“牛兰事件”他可能暴露了，所以他必须要离开上海。离开上海以后回到莫斯科以后，马上就被派到东京，到东京后把上海的情报人员又聚拢起来。当时1941年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关东军会不会进攻苏联，所以左尔格要搞清楚，结果尾崎秀实就把日本内阁的决定告诉了左尔格，说1941年日本内阁决定打美国。斯大林知道后，将远东20万精锐坐火车赶到莫斯科，一举开始反攻，所以这是二战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但是很不幸后来左尔格被发现，最后1944年的11月7日被日本处以绞刑，后来苏联政府承认他追为最高英雄，他的墓地就是在东京。

第四小点是虹口炸弹案。1910年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以后，朝鲜志士就来到上海、哈尔滨参加抗日斗争。1932年的4月份，当时“一二八”已经结束了，中国和韩国的志士联合起来准备打一下日本，怎么打呢？4月29日，日本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尹奉吉模仿日本人走进去，在全体起立高唱天皇国歌的时候，炸弹爆炸。于是，这个白川大将就被炸死躺在棺材里面回国，尹奉吉最后是被处死了，他成为韩国的国家英雄。现在虹口叫鲁迅公园爆炸的地方就在这个湖的中央，在湖边上有一块碑就是尹奉吉献上。

综合来看，大家都以为一般人以为，上海是个商业城市，大家只会做白领挣钱、纸醉金迷、小市民意识浓重，实际上上海市民在抗日战争到来的时候，体现出一种阳刚之气，宁死不屈。所以这是上海城市精神当中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的性格。今天尽管抗战胜利已经70年了，我们还是要发扬这样一种精神。比如说8月14日安倍首相的谈话，他没有彻底认罪，他还是和稀泥，根本谈不上道歉、赔偿、深刻的反省、永远不再战，现在千方百计的要通过新的战争法案以改变和平宪法，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人要充分的警惕。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